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对于“舌尖上的安全”，杭州市政协委员们一直很较真。无论是在政协组织的各项活动中，还是在政协履职的各项成果中，委员们都在为民众的食品安全鼓与呼。在今年初召开的杭州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加强源头管控，打造食品安全城市”专题会议上，委员们更是大声疾呼：“老百姓一日三餐的安全等不起，伤不起！必须直面问题，对症下药！” 监管体制改革要加快推进 因为老百姓一日三餐的安全不能等，也等不起 “几个部门管不好一根豆芽菜。”这是人们对现行食品安全分段监管模式的极大不满。 确实，在现行监管体制下，食品从田间地头到市民餐桌，要涉及农业、质监、工商、食药等多个职能部门。比如农业部门管农产品种植养殖，质监部门管食品加工，工商部门管食品流通，食药部门管餐饮服务，贸易部门管屠宰，卫生部门管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等。涉及的部门越多，环节也就越多，监管的间隙也就越多，“几个部门管不好一根豆芽菜”也就不奇怪了。 国家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已经有了大的动作：整合国务院食安委办、国家食药监局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成立市场秩序监管部门。杭州的做法更为彻底，整合工商局、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安办的相关职责，并划入质监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以及定点屠宰监管职能，组建市场监管局，构建统一高效的监管体制。 这一改革举措，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委员们为之叫好。但委员们更希望，这一改革步伐能够更快一些再快一些，毕竟老百姓一日三餐的安全不能等，也等不起！身为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的黄晓英委员更是表示了她的担忧：“现在虽然在进行食品安全的机构改革，但目前还只处在整合阶段，而非融合，即使整合，步伐也比较慢，容易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缺失。” “检测没有问题，恰恰是最大的问题。”市农业局农作物处的徐珊委员建议直指食品安全监测中的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检测标准问题。“很多时候，不合格率越高，就越会受到批评，越影响安全监测部门和个人的工作业绩。”徐珊认为，现行的部门绩效考核体系，反而不利于问题的暴露，进而导致了食品安全检测结果的公信力低。“建立科学的食品安全检测考核评价体系，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杜绝类似问题的再发生。”她建议不能简单地用问题曝光率来“一票否决”，而是鼓励实事求是的检测，避免因评价指标不合理导致部门从自身利益考量不愿加大监管力度这一非正常问题的产生。 徐珊在调研中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产品出了问题，老百姓急、媒体急、政府部门急，而真正的食品生产企业却不急，反而找一大堆理由为自己开脱。“这很不正常。”徐珊说，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不管什么原因，企业先“拿下”。必须建立起生产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制度，同时加强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制定公开表彰和“黑名单”制度。 “监管责任应当由农产品生产基地管控向流通领域的首个环节，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转移。”陈国安委员实地考察后发现，杭州市民生活所需的大量农产品多由外地生产，生产源头控制已变得非常困难，鞭长莫及。如此一来，农贸市场的食品安全监管必须在“准入制度”上下功夫，把好农产品进场“入口关”方是上策。对检测确定不合格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要将其列入“黑名单”，通告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禁止其入场交易。用市场禁入的倒逼机制，实现对农产品安全源头管控的目的。 全程追溯保食品安全 即使跨海越洋也在所不惜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支持食品追溯体系建设。 “食品追溯制度是最好的监管方式。”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的刘东红委员认为，杭州从2008年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实行追溯管理，经过几年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信息孤岛”现象。农产品安全追溯涉及农业、贸易、流通等部门，但目前农业、贸易以及物流中心的追溯管理信息系统却自成体系，未能沟通共享，追溯的信息链不能实现全程贯通，无法全程追溯。即使在追溯系统中，原产地的土地和水质资源安全信息、冷链等物流技术的使用信息等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安全密切相关的信息，尚未充分收集和体现。二是安全控制仍以检测为主，难以追溯真实来源。随着城市化急速推进，占杭州主要供应量的外地蔬菜的安全控制，目前仍主要以检测为主，而不是以追溯为主，管理成本高，还难以追溯到真实的来源。 结合杭州实际，刘东红呼吁，充分利用市场监管局成立和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调整的契机，以农产品和加工食品为主线，尽快实现系统清理和信息对接，真正建立涵盖全程追溯信息的管理系统，尤其是与“菜篮子”相关的禽畜、水产、水果、加工食品、外来供应产品的所有信息，要尽快全部列入追溯管理体系中，真正让市民感到可以放心食用。 “目前中国市场上真正的挪威三文鱼非常少，因为自2010年开始，中国口岸禁入挪威三文鱼，现在仅有非常少的指标配额。不少是虹鳟鱼在冒充三文鱼出售。日本的‘和牛肉’很贵，但我国从2001年起，就已经停止从日本进口畜产品，至今一直没有解禁。”从事食品行业，杭州冠相品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震委员的一番话令人震惊。 确实，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端进口食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如何保障进口食品尤其是生鲜食品的安全？进口食品是否也可以实现追溯？凭着对进口食品运销过程的熟悉，孙震提议建立进口食品尤其是生鲜类食品在冷链物流方面的溯源体系。这一体系包括进口食品入关后的冷链作业标准与制度、冷链物流和质量信息追溯系统等。更直观地说，就是“直采直供”，左手在全世界的优质食品原产地采购，右手将安全健康的食品传递给消费者的一站式供应商。“直采直供”出售的进口食品，通过条形码均可实现溯源。比如消费者食用的每头牛、每块鱼都有“身份证”，牛是用什么饲料喂养的，生过什么病，用的什么疫苗，鱼肉的渔船捕捞号码等，都可以查询得到。 引入第三方监管力量 像召回汽车一样召回问题食品 汽车召回、电器召回，这类问题产品召回经常见诸报端。 “问题食品能不能也能召回？”市卫生局食品安全协调监察处的张延祥委员在发言时这样发问。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已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但一直以来并没有出台细则。张延祥建议，杭州市应尽快考虑地方立法，建立食品召回制度，明确食品召回的主体、判定标准和安全界定。要明确食品生产经营者和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当需要召回食品时，生产者、销售商都有责任在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依据食品召回的法律法规将问题食品从消费者手中召回。 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如何真正落实？张延祥对此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建立第三方“食品安全事务所”。他对“食品安全事务所”的功能定位是：连接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纽带，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具有法定社会职能的第三人。“考虑到市场中的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难以配备足量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从事培训、检验等工作，食品生产经营者面对工艺发展迅猛，食品用具、原料、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等浩瀚信息、技术，完全靠企业自身难以应对，靠政府监管能力又不足”，张延祥认为，食品安全事件动态发生，“今天安全不等于明天安全”，迫切需要在政府之外引入新的监管力量即第三方中介组织来做这件事。 具体来说，就是参考中介事务所例如会计师事务所的制度，合理界定食品安全管理部门与中介组织“食品安全事务所”的职责，引导整合相对独立的食品安全检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信用评价、食品安全信息收集、分析、管理等职能，保证“食品安全事务所”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组织制度，无须与政府部门“对号入座”。政府有关部门不得限制“食品安全事务所”依法开展市场经营活动，保障其独立经济来源。 “虽然在食品安全事务所制度创建初期，可能面临着具体法律依据的障碍，可能加重生产经营者的经营成本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从全社会来看，其投入所产生的制度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远超所值，值得探讨、尝试推行。”张延祥说。（刘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