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部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的纪录片红遍大江南北,甚至让蓝眼睛、红头发的老外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垂涎欲滴。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地沟油等无以被用之其极的貌似 “新鲜”的名词,一次次冲击和突破着人们的视神经和忍受的底线,也让这些老外们望而却步。 与往年一样,食品安全仍是今年两会的热点,不同的是,这种关注来得比往年更为激烈和理性,不能不说,这应该与总理政府报告有关! 3月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李克强总理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全场:“人命关天,安全生产这根弦任何时候都要绷紧……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继续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一席话,引来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围绕“舌尖上的安全”畅所欲言,纷纷表达观点。会场内外,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平民百姓持续关注,交流互动,“舌尖上的安全”开始向全产品质量可追溯过渡。 想吃还要放心吃 现住上海的陈英,每个月都会为给宝宝买奶粉发愁。 “实话实说,我对国产奶粉不太放心。我身边的朋友,只要条件好一点的,都尽量给自己的孩子买进口奶粉。虽然贵了一些,但心里踏实些。”陈英说,现在连出去吃饭都不放心了。前几年,在家门口吃上老家重庆的麻辣烫,感觉特幸福。现在虽然也经常路过楼下的麻辣烫店,但自己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多放香精?有没有用地沟油?是不是病死猪肉?”纠结半天,还是决定回家。在家里做饭,又会为蔬菜农残是否超标、肉类是否安全担心。 “等有一天,咱们能想吃啥吃啥、吃啥都放心就好了!”陈英说。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认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重建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先要让人们对监管体制有信心。 “食品安全不仅要在生产环节把好关,还要在流通领域建立起全流程追溯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蒋秋桃说,以关注度最高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为例,一方面要明确零售商对商品质量的法律责任,不论是实体零售还是电子商务,都要承担起对自身平台经营活动的监管职责;另一方面经销商应承担先行赔付的责任,及时保障消费者权益;同时,建立严格的母婴食品市场准入机制,对安全问题零容忍。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会长马增俊认为,食品安全各个环节的责任都需要予以明确。目前我国很多行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准入体系,只有对产品有了严格合理的准入要求、对生产经营者有了明晰准入要求,才能让消费者想吃敢吃放心吃。 “添加剂导致食品安全的情况有两种,一是非法使用,二是过度使用。”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立科坦言,只要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添加剂对人体是无害的。目前我国已基本完成食品标准清理工作,五成标准将不被纳入整合标准体系,在新拟定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框架中,提出包括约1000项标准的各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 而且,老百姓对食品安全标准存在认识误区,浙江田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程雅锦认为,这也和舆论引导有关。“千万不能一检出什么成分,就夸大其词,那样对企业甚至行业,都可能带来致命打击。” 须从源头上狙击“黑心”食品 不堪“黑心”食品之扰的李先生在北京郊区包了一块地,除了自己打理以外,还专门雇人种植蔬菜和果树,定期取回收获的农产品。这不免折射出,人们对当下食品“源头”的隐忧。 “民以食为天,而食以原料为本。” 浙江省名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董事长潘秋梅说,食品企业一定要有严控食品产业链前端的意识,完善原料安全体系,严格把好关,如农药的使用是否合理、水和土壤有没有受到污染、是否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在执行等。 “一定要把质量当生命!”朱立科认为,“食品企业必须树立品牌意识。” “作为一家存栏15万头的大型养猪企业,在养殖环节做到科学管理和监控相对容易,但在源头的玉米、麸皮等饲料质量环节的管控上却比较难。”全国人大代表、河北裕丰京安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志民坦言,正是由于饲料原料的质量安全不易监管,公司又投资5000万元建起饲料厂,自己生产饲料,做到从源头上严格把关。 据全国人大代表、三河汇福粮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克荣透露,食用油生产比较容易发生质量安全问题的环节在大豆等油料作物生产上,这也是管控食用油质量安全的重点。 从“非法添加”到“过程控制”,再到“原料安全”,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已显现出向产业链前端延伸的溯源“轨迹”。 不解决食品原料来源的安全问题,食品安全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石克荣代表认为,加强食品源头安全控制,要科学使用农药和化肥,确保农产品在种植过程中不超标、不残留。“目前华北地区化肥施用量达670万吨/年,这样既污染环境、损失肥效,又容易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食品原材料生产和供应等源头已经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而产出食品原材料的农村地区也是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区域。全国人大代表、沧州市中心医院院长温秀玲认为,由于目前我国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单位大多为分散式单位和个体,生产者质量安全意识比较薄弱,食品原材料已成为食品安全问题易发领域。 加大惩处必不可少 “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用的“三个最”表达政府对抓好食品安全问题的决心和力度,给国人极大振奋。 网友@飞翔的心是一个吃货,最近她听说当地又有4个生产、贩卖毒豆芽的商贩被判刑了,毫不犹豫点了赞。 “一定要提高不良商贩的违法成本!”程雅锦说,一些黑心家庭作坊和黑心企业,经常使整个行业无故受到牵连,导致一些合法规范的企业受到影响。 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旺荣建议,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全过程监管和可追溯制度。“如实行黑名单制度,禁止不良商贩再从事食品行业,从而促使食品企业诚信生产。” “还要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执法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依法通报、移交,坚决杜绝有案不移、以罚代刑。”李旺荣说。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餐饮商会会长严琦对此持类似观点。他说,我国食品监管存在配合不够紧密、联动效应和执法合力不够的问题,“无事抢着管,有事躲着跑”的现象仍然存在。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吴景明认为,如果说源头治理很大程度上牵扯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更应是是质量的安全、良心的安全。“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任何人都不是旁观者,应该建立最透明的信息公开,同时加大违法成本。“比如买了包有问题的方便面,赔给我十包方便面的钱,这个违法成本也太低了。” 治乱需用重典。万连步同样认为,应进一步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同时,进一步完善诚信体系建设,让那些明知故犯的生产企业和企业法人代表,不仅在食品领域失去生存空间,在其他经营领域也寸步难行。 食品监管不能在一线失守。“县一级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也就十来个人,要管下面这么多个乡镇,确实比较困难。”全国人大代表、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蒋秋桃说,目前基层的监管力量仍十分薄弱,应尽快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力量,让监管触角向一线延伸。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建议,每个乡镇都应设立一个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站,食品供应单位和个人对生产食品和农产品必须进行检测,同时收取一定检测费用,检验合格检测费退还,不合格就要加倍处罚。 “还要将食品安全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工作考核目标,加强基层监管体系建设、实现资源下移,做到基层和农村有机构、编制、人员、场所、经费、装备。”温秀玲代表说。 难道仅仅是食品吗 然而,抛掉机构、编制、人员、场所、装备以及大量的经费投入不说,仅从可操作层面来说,还可能有人为因素的影响。 “标准的掌握最终还是靠人来完成。”一位网名@mf-尝试新鲜事物的网友留言说,“ 况且除了食品,还有关乎百姓生命安全的药品,勺子、铲子、叉子,电子产品,婴幼儿玩具,光碟等出版物啊!” 记得欧洲委员会消费者保护事务委员梅格莱娜·库内娃2007年首次来华正式访问时,与中国政府会谈中表达在消费品安全领域的合作意愿同,明确希望中国在建立快速警报系统的过程中能够向欧盟提供更频繁、更全面的报告,尤其是要在报告中追溯产品的生产来源。 她访华期间与时任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局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周伯华举行会谈,并实地参观了一些工厂和实验室。她表示,此行的目的是确保中欧合作框架充分发挥作用,并进一步探索如何提高中国非食品生活消费品的安全记录。 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与中国在消费品安全领域已建立了谅解备忘录,自2006年起,原产地为中国的非食品类消费品被纳入欧盟的“非食品快速预警系统”,中国政府可在第一时间获知欧盟市场上查获的不安全产品。 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食品快速预警系统”的交流使用。李长江表示,欧方及时将涉及中方产品的案例通报给中国,中方也通过加强对不合格案例的调查,进一步完善了对问题较多产品的监管,保证了出口欧盟包括玩具在内产品的安全和质量。 “出口国外的决大部分是好的,国内东西却时常出现质量问题!”这是绝大多数国人对国货的普遍印象。如何将类似欧盟“非食品快速预警系统”的科技平台加以推广,从而保证国人充分享受到从食品到非食品的安全保障,已成为许多代表委员的共识。 周伯华在今年全国政协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场记者会上就表态,政府监管部门将利用现代化手段,实行高效能管理,尽快将所有工商注册企业的信用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全产品质量可追溯不再是遥远的“梦” “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加大科技投入和抓源头外,管好流通领域也很关键。”全国人大代表、今麦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现国说,现在一些中小市场上,一些过期产品被重新印上新的生产日期的事时有发生,表明对流通领域的监管需要加强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佳惠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红认为,对食品乃至所有产品信息的安监管,要贯穿全过程。比如,蔬菜施肥的比例、肉品预冷的温度等。另外,要建设好全程物流,加强质量安全追溯。同时,还可以探索利用第三方平台,进行鉴定检验。这可以促使政府部门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有助于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投资。 “产品追溯形式应多样化,最好能做到二维码追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兴区庞各庄西甜瓜产销合作社社长冯乐平认为。 作为中国食品安全30人论坛专家,马增俊认为,构建追溯体系,要着重抓两项:一是人,二是渠道。无论二维码,还是射频技术,都属于企业行为,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找到责任人,落实各个环节的责任。 实际上,目前国内已经有这样一种技术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中华海联会常务理事李玉玲在科技部“国家防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了解到,该中心是目前我国防伪及追溯领域技术力量最雄厚的国家科研机构,拥有近百名的博士研发团队。其开发的防伪追溯产品已经在人民币、银联卡以及点钞机、护照上广泛应用。 去年该中心成立了“国家产品质量追溯专业委员会”,专门进行追溯技术的研发和技术转换,并已经拥有了国内技术领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质量追溯防伪系统。该专业委员会主任王世杰告诉记者,其技术亮点在于:采用国际最先进的二维码技术,且一物一证,一证一密,随机生成,相互绑定,不可复制。 “其优势在于使用成本低廉。”李玉玲委员说,从国际上看,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有类似产品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全产品质量追溯保障法律体系,利用这一平台如果我国将其推广到各行业追溯平台信息终端,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说法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监管一司副司长陈传意今年两会期间参加由中国经济网、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联合主办的“两会议食厅”活动时的表态不谋而合。据他透露,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已有今年建立产品可追溯制度的计划。让所有企业都建立产品可追溯,确保一旦发生了食品安全问题,能找得到“主”。这一制度是将《食品安全法》的主体要求具体化,使其更具可操作性。“我们计划首先在婴幼儿配方乳粉、乳制品、肉制品、白酒行业来推行,之后再逐步推开。”陈传意说。 今年两会上,李玉玲委员向大会提交了四份提案,建议在食品药品、农副产品、通讯产品、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工业产品等领域建立国家统一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 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严琦代表可谓与李玉玲委员殊途同归。他说,目前食品安全问题突出表现在食品追溯管理体系、企业诚信机制、食品销售先行赔付制度等尚未有效构建,不少食品生产经营者由于认识或措施不到位,也未认真执行进货查验、备案制度,或者由于一些食品无标签标识等原因,难以建立起食品追溯管理体系。 严琦代表认为,目前我国追溯体系太多太杂,“建议在国家层面只保留一套质量追溯体系,农业、商务部门的质量追溯整合,完善追溯管理、认证、考核等配套制度,更好地发挥追溯体系的作用。”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精神,中国产品质量追溯已经被提到我国全行业的工作日程。工业、农业、食品等行业都纷纷提出产品质量追溯应用的时间表。 期待不久的将来,您拿出手机,扫扫二维码,就会知道正在吃的产自哪里、生产日期,手里用的来自何方、厂家是谁……那时,全产品质量可追溯就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