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合作乳业与农业现代化》研讨会上，荷兰皇家菲仕兰坎皮纳公司中国区乳业发展总监阿瑟、曾经在荷兰详细考察现代乳业的著名农业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分享该国“合作社一体化”的新型乳业经营模式，引起我国农业和乳制品行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党国英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路，鼓励农民探索适度规模家庭农场和新型农业合作社。目前国内出现鲜奶的“奶荒”和乳制品价格上升，也进一步显示，振兴我国乳业，健全食品安全体系亟待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进农村改革。 菲仕兰模式：家庭牧场组建超大型的合作社 荷兰国土面积不到四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500人。荷兰却是世界农业大国，其中，乳业占据重要位置。据2010年数据，荷兰农业经济总量为493亿欧元，其中62亿来自乳品行业，占农业的13%；农业出口为722亿欧元，单乳品行业出口就达54亿欧元。荷兰乳业以单产高、质量好、效益可观闻名。 人多地少的现状是荷兰扩大乳业规模主要挑战。克服这一障碍主要得益于其合作社的创造性发明。早在1886年，荷兰菲仕兰地区就成立了第一家乳业合作社，这正是今天的菲仕兰坎皮纳乳业合作组织最初的雏形。各种合作社经过100多年的合并，发展成两大合作乳业集团，菲仕兰和坎皮纳两家公司。到2008年，两家合作社获准合并，成为世界第五大乳品集团。荷兰大约90%以上的牛奶及乳制品生产由菲仕兰坎皮纳公司提供。菲仕兰坎皮纳2012年的营业收入达103亿欧元。 党国英把菲仕兰坎皮纳的合作乳业经验总结为“基于适度规模家庭牧场的合作社一体化模式”，简单的说，就是由近2万户平均养牛85头左右的家庭牧场组建超大型的合作社，合作社建立乳品工厂和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销售网络来消化加工牧场的鲜奶。农场主作为乳品工厂的股东分享了产业链的大多数利润，合作社又监管、帮助会员农场主提升乳品的质量。 和中国普遍实施的“公司+农户”模式不同，荷兰的合作社一体化模式的乳品工厂属于合作社，奶农不但通过销售鲜奶获利，而且每年能从合作社获得分红。更重要的是，家庭农场主选举组成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负责管理乳品厂，乳品厂的高管只是聘请的职业经理人。 党国英说，他们拜访菲仕兰合作社的一家奶农饲养了150头奶牛，整个农场只有农场主和太太两个劳动力操持。而在中国，一般家庭牧场饲养的奶牛不超过10头。 荷兰奶牛农场收入不菲，一个中等规模农场主的收入相当于当地中产阶级水平。党国英考察的这个家庭农场今年打算购买2台全自动挤奶机器人。一些太阳能、风能发电设备也列入了未来添置计划。 阿瑟•斯卡普指出，荷兰家庭农场的成功，得益于适度规模的中型牧场。“50-100头奶牛的中型牧场，既可以承受添置机械化、信息化养牛设备的成本均摊；又能够节约牛群规模过大造成的疾病防控、生态环境治理成本，还适合使用自家农场的饲料，降低长途贩运的成本。”最重要的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使荷兰奶牛不必“圈养”，而是“散养”在户外草场上，按照动物的天性成长。 合作社组织还从牧草、育种、饲养各个环节每个领域的合作组织为家庭牧场提供服务，这保证了家庭牧场能集中精力进行牧场的经营，从而产生了非常高的劳动生产率。家庭牧场的“自我雇佣”和分散性的投资，相对于大型牧场具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 从安全角度而言，合作社组织是农场主实施自我管理的组织，它本身就具有多数人管理少数人的特点。在菲仕兰坎皮纳这样的产供销一体化合作社中，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公司职业经理人之间还形成了既互相支撑，又相互制约的内部自律关系。阿瑟•斯卡普坦言，这种自律的结果是，每年都会有极少数产品不合格的奶农被请出合作社，从而保证牛奶的质量。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他山之石 2006年，中国颁布了新的《农村专业合作社法》。过去7年，中国的农业合作社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82.8万家，约是2007年底的32倍；实有成员达654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5.2%。成为在市场和公司之间不可小觑的经济力量。 在乳品领域，家庭牧场仍然只是给乳品厂提供鲜奶制品。据估算，在养殖、加工、销售整个产业链中，奶牛养殖资金投入占六成，而其利润收益仅占两成，养殖投入大、风险大、利润低。而且随着地方财政不断增加对大型牧场的补贴，养牛的中小散户被挤出市场，从而导致过去一年来的鲜奶价格不断上涨。 党国英说，中国乳制品行业的短板在农业，食品安全体系的短板在农村。把农民当作弱势人群保护起来，不如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民有恒产者有恒心；借鉴荷兰等国的先进经验，用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合作社模式，帮助农民组织起来。 适度规模家庭农场+产供销一体化新型合作社，是解决中国土地过度分散和大工业化之间的衔接问题良方，也是提高中国乳品业效率与安全的良方。中国食品安全的治本之策在于善待农民，农村改革和食品安全体系的建立亟待相辅相成，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