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最大乳企恒天然集团，近日因其出产的浓缩乳清蛋白粉遭肉毒杆菌污染一事受到人们关注。因中国是恒天然产品最大的单一市场，此事在中国引起的轩然大波，已然超过了其母国新西兰。事发后，一众关联公司的反应着实给中国消费者上了生动一课。那么，我们可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如何应对将来类似事件，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纵观人类近现代史，食品安全问题呈现鲜明的阶段性。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生产力不发达和政府监管滞后，导致低水平生产和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到了工业化时代，农药和食品添加剂的广泛使用，极大改变了农业和食品工业，也影响了人类的食物链。进入后现代时期，转基因等新技术的运用让食品安全充满未知。 各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阶段性特征不同，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性和世界性难题。由于不同质的东西无法进行量的比较，因此食品无绝对安全可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属于自己的问题。换言之，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只能无限逼近零，而不可能彻底消减。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工业生产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比个体制假售假来得更为严重。因为前者可能引发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潜在伤害。本次恒天然事件中的污染物肉毒杆菌的危害性高于三聚氰胺，其源于恒天然集团下属工厂生产线的管道清洁不彻底。这类问题在高度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本应被避免，实际此事却直接导致多批次不安全产品被生产和销售，影响波及数个国家。 中国的难题恰恰在于同时面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食品安全问题。如果说别人的问题是分步出现的，我们则是“扎堆”出现。全社会的焦虑情绪，也使问题看起来更加严重。 于是，经历了多次乳品质量安全事件的中国消费者，对“洋奶粉”有着独特的钟情，甚至丧失了必要的警惕。不论“洋奶粉”如何涨价，还是一些国家地区采取严厉的限购政策，都抵挡不了中国妈妈们的热情。此番“毒乳粉”事件，加上之前接连曝光的明治、惠氏等品牌乳品质量安全问题，给我们提了个醒，食品安全没有永远的避风港，选购“洋奶粉”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有时甚至可能更糟。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者只能被动应对，甚或无处藏身？不是的！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一方面要让掌握信息优势的食品企业切实承担起“首负责任”，另一方面要做好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准备。 与以往食品安全事件处理中监管部门大包大揽的做法形成鲜明区别的是，此次涉事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地采取了召回措施，这是可喜的进步。根据一般法理，召回是指企业按照规定程序收回已上市销售但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在发达国家，直接关系消费者安全健康的汽车、电子器材、食品药品等，都可以成为召回对象。在我国，食品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对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进行调查评估，若发现隐患则应主动召回；监管部门则有权根据自身调查评估结果责令企业实施召回。与监管者事后进行行政处罚相比，企业召回是对潜在风险的事先介入，“关口前移”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并节省成本。 这一次，我国政府的相关处理可谓及时。不论质检总局紧急发布消费警示信息并责令恒天然公司的客户雅培公司召回相关产品，还是食药总局约谈使用了受污染乳清蛋白粉的三家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在督促企业承担产品召回的主体责任，用企业声誉和产品销路倒逼其提升质量水平，属于“巧监管”（smart regulation）的具体形式，体现出理念进步和政策完善。换言之，让企业承担召回责任，是让消费者和媒体的约束力集中到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上，而不是期待监管部门一家包打天下，这也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跨国犯罪等经济社会问题一样，愈来愈具有跨国界和流动性特征。不论一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多么完善，也免不了遭遇输入型风险，“躺着也中枪”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另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只要有一环出现问题，就可能影响终端的质量安全。 从政策创新的视角来说，食品安全全球治理有三方面工作： 一是风险监测的协调化，通过建立跨国甚至跨区域合作机制，第一时间发现并通报潜在风险，本次恒天然事件中，中新两国监管部门的强力表态和及时行动令人欣慰。有消息称，新西兰总理可能会亲自赴华解释该事件。二是制度建设的一致化。在发现风险的基础上，还应致力于标准制定、风险评估、监督检查和执法处罚等长效机制的统一，决不能容忍因政策法规不一致导致食品安全存在“犯罪洼地”。三是社会环境的理性化。消费者对各类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一视同仁，不应有偏爱甚或盲从。谁能更好保障消费者获得健康食品的权利，消费者就购买谁的产品。 恒天然主动向新西兰政府上报问题固然值得称赞，但令人遗憾的是，恒天然集团直到今天，对于迟报问题、确定污染源和瞒报下游涉事公司三大关键问题依然含糊其辞。期待这家曾经承载了无数中国消费者信任的企业，能够进一步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